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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价与收入:聊聊人才的双向流动_今日快看

2023-05-09 18:03:50来源:凤凰网

对优秀人才,既要鼓励“往高处走”,也要鼓励“往低处流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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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资料图)

今年五一,一共五天假,去了两个城市,广州和长沙,一半休假,一半办事。

广州我比较熟,之前每年都来好几次。但这次广州订酒店的时候,不够小心,订了之前住过的香格里拉,结果不巧正在广交会会场附近。办入住要排队,吃早餐要排队,整个酒店里面全是老外,外卖不让送进来,体验非常差。

长沙这次体验不错。我虽然户口本的籍贯写的湖南,但只能算一个冒牌湖南人。长沙真没有来过几次,印象也不深。

来长沙之前订酒店时的印象不太好,酒店很贵,五一假期的价格完全不比北京上海低。毕竟只是一个二线城市,也不算最热的旅游点,凭啥酒店这么贵。

到了长沙,感觉大不一样。我住在浏阳河与湘江汇流处的一家酒店,楼下就是大悦城,晚上在湘江边散步,对岸的建筑流光溢彩,灯火通明,感觉黄浦江、珠江畔也不过如此了。我从小在没有大江大河的北京长大,对江景缺乏抵抗力。

长沙这个城市烟火气十足。沿大悦城一带江边散步,既有跳着广场舞的大妈团,也有玩街舞和滑板的年轻人。大悦城里面的餐厅人山人海,几乎都要等位。

虽然是冒牌湖南人,但一直很喜欢吃湘菜。刚工作的时候,办公室旁边有一家小湘菜馆,当时的最爱是酸豆角炒肉末,一个菜一碗米饭,好像只要10元钱。这次在长沙算是过足了吃湘菜的瘾。不过,湘菜始终也没法做出高端品牌。粤菜就不必说了,新荣记也把台州菜这样一个小众菜系,从海鲜大排档开始,做成一线餐饮品牌。

走在长沙这个城市,明显感到市民的压力远低于一线城市。主要原因应该就是房价了。

但有一点比较奇怪、长沙住宅楼普遍很高,40-50层的住宅随处可见,像香港。北京反而很少,最高也就20-30层。长沙地价无疑更便宜,为啥要盖得这么高。

我住的地方,应该算是长沙最繁华的区域了吧,旁边的楼盘北辰三角洲,大概一万多不到两万一平米。买一个三室一厅,不到两百万就够了。这个价格,应该和我06年在北京买第一套房的时候差不多吧。当时,我从国外读书回来,在北京一家外资咨询公司M记就职,拿的也算是准Global Pay,当时买个三室一厅也是差不多不到两百万。那时,一套房差不多相当于三年的税后工资吧。

不过那时,中国能提供Global Pay的工作岗位,还是非常少的,只有外资投行和管理咨询公司能给差不多接近美国水平的工资。

那时,在外企工作,拿着欧美水平的工资,在北京生活,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。那时,在美国新加坡这些地方,就算工资比北京高一些,但实际的生活水平远远不如在国内。所以,我毫不犹豫的就选择了回国。

那时,虽然外企的打工仔没法和真正的有钱人相比,但也算在北京能活得比较轻松吧。

更早一批的外企打工人士的生活更加优越,是能靠外企打工的工资、在北京上海买别墅的。当时上海还有买房退税政策,贷款利息都可以抵扣个人所得税。为了享受这个政策,有位M记打工前辈。老公负责挣钱,老婆负责买房。在上海买了两位数的房子,现在价值估计至少数亿元。M记的前辈靠打工能实现财务自由,成为富豪,其实主要靠的还是老婆比较英明,抓住了房价上升的大潮。

2004年我回国,虽然不像前辈那样靠工资可以买别墅,但确实也没担心过买房问题。

今天,读完MBA加入M记的打工人,在一线城市买房,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了。一套北京三居室,也需要十几年的税后工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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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年,MBA毕业选择在M记纽约伦敦办公室工作,以这些城市的生活成本,也不过勉强过高级小白领的生活而已。今天,中国一线城市能提供高薪工作岗位,已经远远多于二十年前。互联网大厂,一个小组长,拿到百万级别的年薪不算太难。但这个年薪水平,想在北上深过上优越的生活,已经远远不够了。

与二十年前,拿Global Pay的外企白领在北京上海爽到飞起一样,今天,这些大厂年薪百万的打工人,要是生活在长沙,也会很爽呀。三年的税后工资,可以黄金地段买一套三居室。拿着一线城市的工资,生活在长沙这样的二线城市,也爽的很。

问题是,长沙这样的二线城市,能提供多少百万年薪的高薪岗位?那些一线城市的高薪岗位,能否转移到二线城市?一线城市的精英,是否愿意到二线城市就业?

俗话说,人往高处走,水往低处流。但如果人口只向高处流动,也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。当年,纽约和伦敦是高处,北京和上海是低处。既有削减脑袋不惜一切代价要出国的,“往高处走”,实现“北京人在纽约”梦想的人,也有从国外回来,“往低处流”的人。“往低处流”不一定是错的,如果在二十多年前,拿美国级别工资,回国生活买房,反而是靠打工工资能实现财富积累自由的唯一路径。

如果我们把今天的北京上海比作十几年前的纽约伦敦,今天的长沙,比作十几年前的北京上海。既有大量的二三线城市的追求上进的人,通过读书工作,迁移到一线城市,在一线城市奋斗求存。也有被一线城市的房价所压迫,回到长沙这样的城市,过轻松惬意的生活的人。

当年,一些高薪的职位,从纽约伦敦向北京上海转移,让一部分“往低处流”的精英人才,拿着纽约伦敦的工资,生活在北京上海,过着舒适的生活。

今天,一线城市报酬可以与发达国家相媲美的高薪岗位还是很多的。二三线城市,这类岗位数量就少了很多。这些岗位愿不愿意向二线转移,能不能向二线转移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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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了高薪岗位,一线城市的资产和资金,向二线转移,也是经济发展的推动力。

一次在北京打滴滴,和网约车司机聊天。司机说,他打算再干几年,卖掉北京的房子,到二线买一个更大的,还能剩大几百万,存银行吃利息养老都绰绰有余,能过得非常舒服。当然也有一些担心,比如医疗之类的。

这样的人口反向流动,对社会有很大的正面效果。一方面,降低一线城市的房价上涨的压力,提高对二线城市住房的需求,还把沉淀在一线城市房子里面的资本,变成了消费,促进经济。

过去,“往高处走”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。农民进城,优秀人才向一二线城市聚集。

未来,也许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增长,要靠“往低处流”。一线城市的人才和资本,向二线三线城市迁移,带动经济发展。

毕竟,中国有14亿人,人均GDP想达到发达国家水平,只靠一线新一线城市的1-2亿人,肯定是不够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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几十年前,在日本经济的黄金时代,日本的经济学家提出了雁行模式。日本是头雁,亚洲四小龙其次,承接头雁因为成本上升而被迫转移出去的产业。亚洲小虎和中国再其次,承接四小龙转移出去的产业。日本可以一直飞在最前面,保持竞争优势。

然而,日本的雁行模式,破产了。日本这个头雁没有能力始终维持住对后雁的持续竞争优势,后雁也不甘心一直捡破烂,捡被头雁淘汰的产业。

日本先是赶超美国失败,被美国打得灰头土脸,然后被韩国卷,最后被中国卷。

雁行模式是用来描述国与国之间经济关系的。一般而言,在一国之内劳动力的流转更加自由,往往很难产生成本的巨大差距,也就没法搞出一个雁行模式。

但中国不一样,中国有14亿人,房价差距巨大,隐性生活成本有巨大差距。房价导致的人才从一线向二线城市的流出,企业为了降低成本,把招聘岗位从一线向二线城市转移。有可能在中国一个国家,就跑出一个头雁带动后雁的雁行模式。一线城市是头雁。因为成本原因,在一线城市难以为继的产业,转移到二线,三线城市。

产业转移,工业制造业企业走的更早,一部分转移到中西部,另一部分因为成本和政治原因,转移到了其他国家。IT,软件,互联网这样的岗位未来也需要这样的转移。但对这样的企业来说,需要更频繁更密集的交流,由于语言问题,转移去东南亚的难度更大。

类似长沙、西安,这样的二线城市城建教育医疗其实也不比一线差多少。房价远低于一线。同样薪资的打工人,在这些二线城市能获得远远高于一线城市的满足感。这种人口流动,就和当时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产业,转移人才一样,对转出方和转入方,都是双赢的。

这种人口流动应该被鼓励,不断完善跨区域的医疗保险,减少劳动力流转的障碍,让人才能双向流动。既有“往高处走”,也有“往低处流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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